三、我国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的矫正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上纷纷设立专门的不同于传统救济的社会保障司法救济机构与程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

现在看来，由于行政权监督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滥用正在蔓延，这不能不说与检察监督权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有关。瞿同祖先生曾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法律中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当前出现的部分行政权滥用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而是宪法的安排，特别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宪政意图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982年宪法制定时，经历了文革浩劫的检察机关刚刚恢复重建，难免有畏难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有限，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也不赞成‘一般监督，我哪能管那么多的事啊。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既定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权组织形式，以这个政权组织形式为基本前提，诉讼法学者关于检察制度就是公诉制度的理解是否恰当？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国设置这样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法律监督机关的价值？是否朝着公诉机关变迁是惟一的改革路径？三、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一方面，应当承认，在检察系统内部不顾这三项原则行使检察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第二，加强对地方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领导，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逐步建立和健全。（一）基于分权原则的质疑。在1931年，即中华民国二十年首次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以监督权为主线的司法及准司法制度。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监督还远没有满足社会的期望和应当具有的规范效力。为了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中正确界定夫妻共有财产与一方财产，最高法院连续作出了三个司法解释，对夫妻共有财产和一方财产的界定进行了细化，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对夫妻财产中涉及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中的权益等做了规定，不仅为审判实践提供了规范，而且大大丰富了夫妻财产制的内容，成为夫妻财产制的组成部分。

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0]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6年第4期。首先，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审查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提出了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审查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审查合同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续四项标准。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24]笔者以为，无论是合同法中的悬赏广告、情事变更原则，还是公司法上的股东除名制度，从司法解释到立法，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必将再一次证明司法解释具有的先行于立法的意义。《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则提出，对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只有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才进行审查，并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或应否予以撤销，这一规定显然超越了《民法通则》的规定。

前者侧重于对司法解释的历史、现状及作用的描述，后者侧重于对构建科学的司法解释体制的探索。例一，关于夫妻财产制，《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和夫妻一方的财产作了区分和界定（第17条、第18条）。[14]2008年12月22日，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李适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主要问题的汇报》时也指出，制定《侵权责任法》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吸收到草案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二是政治生活层面，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依靠政治运动而非法律来管理社会，未能建立法治社会。

参见柳经纬：《同命同价？—关于＜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冷思考》，载《中国法律》2010年第3期。[27]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不属于审判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黄松有：《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最为活跃的则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到了无法不解释的地步。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合同自由原则或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要涉及刑事方面，少有关于民商事（私法）方面的司法解释，有关民商事（私法）方面的司法解释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因此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五、司法解释仍大有作为在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非都如上述一般，顺应着社会变革的趋势，发挥着推动私法进步的作用，也存在着一些与社会变革不相协调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受谴责的司法解释。

[7]依据上述《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38]杨涛：《当心陷入司法解释的路径依赖》，载《法治与社会》2007年第10期。例二，关于交易习惯，《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合同的履行、后合同义务以及合同的解释等规定，均涉及交易习惯，但交易习惯所指为何？未作规定。第四，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以下例子虽只涉及部分私法制度，但足以说明司法解释的先行意义。相关研究，可参见柳经纬、李茂年：《论欺诈、胁迫之民事救济—兼评〈合同法＞之二元规定》，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法律的缺位表现为：一是立法缺失，二是虽有立法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前一种情况下，司法解释往往成为立法之先行，为立法做准备，最后进入立法。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在对该案的复函中认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事变更，……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30]2005年12月15日凌晨，家住重庆市郭家沱的学生何源与另外两位同学在乘坐三轮车上学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三名学生死亡，由于何源为农村户口，两外两位学生为城镇户口，在事后的赔付中，何源的父母获得5万元的赔偿，另外两位学生的亲属则获得20万元的赔偿。

合同约定仅一般违反行政管理性规定的，例如一般地超范围经营、违反经营方式等，而不是违反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标的物也不属于限制流通的物品的，可按照违反有关行政管理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因此确认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专门就法院审理公司解散和清算案件中的公司清算的程序及实体问题作了详细规定，丰富了公司清算制度。2005年，重庆何源案[30]的出现，更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一）私权的确认与保护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发展有两个基本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经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5．损害赔偿法类的司法解释。【参考文献】1．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第三，关于司法解释的形式。[8]这也就是说，作为法官断案的依据，不只是法律，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因此司法解释具有法源属性。

这两个司法解释关于保证的许多规定在1995年的《担保法》中都得到了体现。批复是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

法官或审判组织也不享有司法解释权，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不属于司法解释权，而是法律适用权。5．贺日开：《司法解释权能的复位与宪法的实施》，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私权的新生。关于前一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全部民商事司法解释都贯穿着私权保护的精神，本文无赘述之必要。

这一解释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受害人实行城乡差别赔偿，被称之为同命不同价，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一是当代中国私法立法进程缓慢，法律常常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尤其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

7．纪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代理人有超越代理权行为的，只有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才进行审查，并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或应否予以撤销。

[12]1986年4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该草案是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法律专家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29]这些均是对《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彰显的合同自由观念的延续。

(责任编辑：黛娜华盛顿)